张丰：被强加的现代与被遗忘的兄弟
--- Tips：点击上方蓝色【大家】查看往期精彩内容---
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，居住在凉山的彝族，其命运为什么是独特的？《我的凉山兄弟：毒品、艾滋病与流动青年》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解释。
台湾人类学者刘绍华的这本书，最初作为博士论文用英语出版，后用中文改写，在台湾出版后获得几次大奖。由于大陆能够读到台版的人寥寥可数，这本书最近在大陆出版，仍是让人欣慰的事情。
▍一
2002年，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台湾女子刘绍华，第一次来到凉山。从西昌乘坐10个小时的巴士，才抵达利姆（一个山谷中的乡镇）。凉山是四川省艾滋病疫情的重灾区，而利姆则是“震中”。
一个如此偏僻的地方，为何会爆发艾滋病疫情？刘绍华回到哥大，调整了自己博士论文的方向，准备以利姆为中心，展开深入的人类学调查。2003年和2004年的夏天，她孤身一人返回凉山，进行前期准备。2004年12月，她正式进入利姆，这一次她待了整整一年。
当然，事情远远没有上面概述得这么顺利，她刚到不久警方就找上门来，要求她离开，从来没有境外人士能在凉山农村超过1个月，她也不能例外。在多位官员朋友的帮助下，刘绍华最终得以长期停留在利姆。
这一年，刘绍华常在利姆乡卫生院的简陋房间内暗自流泪。“常有当地友人死于艾滋、海洛因过量或注射不当，当地农民承受的不公正待遇经常大喇喇地上演。”一天，她去探望卧病多时的朋友，他的艾滋病发了，恐来日无多。见到刘绍华，他只能勉强撑起身招呼。在和彝族朋友长期相处后，刘绍华已经学会“务实之道”。她看望病人，带的是现金，而不是礼物，这会给贫困的患者实际的帮助。
归途中，正当她脱下鞋子，准备涉溪而过时，朋友的儿子追了过来，递给她一包米和一只母鸡，说是祖母的谢意。一只母鸡对于一个贫困户而言，也算难得，刘绍华想拒绝，但是小朋友坚持，她只好收下。那只母鸡在她左腋下咕咕叫，它的体温，是独行落泪的刘绍华唯一可恃的温暖。
彝族，是一个沉默的民族，比藏族和维吾尔族更沉默。在成都，彝族人随处可见，但是你在媒体上很难看到他们的故事。这是一种有意的屏蔽，他们在大地上行走，但却很难留下印迹。刘绍华，这个台湾女子，最终却成为了沉默彝族的代言人。
▍二
刘绍华考察凉山的核心角度是现代性。现代性是一个时髦词汇，甚至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概念。中国的很多问题，都可以放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来探讨，但是凉山的毒品和艾滋病问题，也许是最独特的。
“彝族”作为一个“民族”，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结果。20世纪50年代，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依据斯大林民族理论，展开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计划，无数少数民族由政府划界命名定案，最终被分成了一个汉族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，凉山的诺苏人就这样和云南、贵州其他较接近的族群一起，被整合分类为一个由国家创造的新兴民族——“彝族”。
“成为彝族”是彝族故事的开端，也是整个故事的本质，它暗示出从一开始，彝族就没有能力来把握自己的命运。
因此，尽管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，也用“我们彝族”来称呼自己，但是在《我的凉山兄弟》中，刘绍华使用的却是“诺苏人”的概念。使用“诺苏人”的好处是，可以把“彝族”的故事向过去延伸。现代性对诺苏人的影响，可以追溯到1910年。这一年，诺苏人开始种鸦片，并且把鸦片卖给外面的汉人。鸦片种植让诺苏贵族财富大增，他们购买枪支弹药，组建武装，不时到山外面俘虏一些汉人来做奴隶。在1949年前，吸鸦片在诺苏人中间是地位的象征，只有拥有财富或权力的人才有资格。
50年代国家首先通过人口普查和命名，通过建立户口制度，创造出一个“彝族”。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，有的地方被称为“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”，而“彝族”则是从“奴隶社会改造到社会主义”，其跨度是最大的。在历史教科书中，这被称为最大的成绩，但是诺苏人所经历的痛苦，恐怕也是最大的。要让诺苏人跑步进入新社会，培养他们对国家的认同，就必须把广大的“奴隶”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。于是，很多贵族就被定义为“土匪”，而贵族本身是拥有小型武装的，“剿匪战”就不可避免。在武装斗争中，很多贵族被打死，“家支”的影响力被削弱。在诺苏文化中，“家支”是和汉族中的家族不同的概念，最大区别是对社会的影响力，广袤的诺苏人居住区，由为数不多的“家支”控制。最后，汉族干部、翻身做主人的底层诺苏人、愿意和新政权合作的贵族一起，组成新社会的权力层。
刘绍华把这个过程命名为“社会主义现代性”。这种现代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强大的外力推动，大陆各地都经历了这个过程，但是“少数民族”自从被定为“少数”那天起，就注定了其过程比汉族地区更为复杂。对彝族来说，作为“20世纪50年代中国仅存的奴隶社会”，国家通过贴标签的方式，宣布彝族是“落后”的。50年代，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及知识分子从事“少数民族工作”，到少数民族地区“拯救落后民族”，在这样的运动中，彝族最终会把这种概念内化，认为“我们的文化、社会和人民素质，真的落后不如人”。
这种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“进步民族观”，忽视了各民族的文化更大程度上只是不同和差异，而不是先进和落后。建立在这种认知上的“改造”，其实就是消除差异。“这种现代主义的治国之道，目的是把社会变得清晰可辨。”而建立在亲属关系上的诺苏文化，在这种“现代”目光的注视下，又有太多的含混之处，其转型注定是痛苦的。比如，诺苏人中流行的宗教活动，会理所当然地被定义为“迷信”，从事宗教活动的毕摩，被打击之后只能偷偷进行，他们开始接受汉语的概念，把这种行为称为“干迷信”，但在内心深处，却很难认同“迷信”就是负面的。
这样，经过长达20多年的努力，诺苏人最终就成为了需要进步的彝族。和其他经历了挫折的地区一起，诺苏人迎来了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，他们以“落后”的姿态进入了第二次“现代性”实践。
▍三
伴随改革开放的，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。诺苏人也不例外，他们的目的地是成都、昆明、西安等地，这些漫长的火车可以抵达的地方。
刘绍华把这个过程定义为全球化下的“资本主义现代性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很不幸，诺苏青年遇到了海洛因和艾滋病。诺苏人对毒品并不陌生，1949年之前，诺苏地区曾大量种植鸦片，吸食鸦片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，他们并没有“毒”这个概念。80年代开始，中国的海洛因绝大多数都来自缅甸，海洛因的价格也以距离缅甸远近而定、昆明最便宜，其次是成都，西安，北京则最贵。而凉山，则是最重要的运毒通道必经地之一。
诺苏青年来到大城市，和汉族青年不同的是，他们是“少数民族”，语言不通，而在文化上又被定义为“少数”。诺苏青年注定不能融入当地社会，最开始，他们甚至连建筑这种苦力的工作都找不到。为了活下来，他们能做的最多就是偷。刘绍华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访谈，在诺苏青年心目中，偷汉族的钱，并没有道德负担，而是一种成就，这和他们的前辈俘虏汉族过来做奴隶是一样的。他们回到凉山，绝不偷盗。同样，贩卖毒品对他们来说，也只是找钱的手段。当时的成都火车南站，诺苏人吸毒是很常见的场景，甚至有人在马路边公然吸毒，很多女性，因为跟随自己的丈夫到成都闯荡，很快就从事了贩毒的买卖。
“在这里什么都干不了。没钱，不好耍。想跑出去外头看看，去赚钱……不怕警察，警察抓不到，怕就耍不了嘛！偷得到钱，外头就好耍。我常常回家，在家里天天想出去，好朋友都在成都耍嘛！我的技术有点好，只被劳改一次。”很多诺苏青年，这样向刘绍华津津有味地讲述自己的事迹，在外面的日子，偷钱，吸毒，劳改，都是那么闪亮，讲述这些事时，他们的语气充满自豪。对他们来说，去外面看世界，是新时期的历险。“用一种隐喻方式来说，诺苏年轻人因为贪玩、吸毒，或为各种机会而流动到都市，似乎变成了一种当代‘男子成年礼’”。人类学家把成人礼称为一种“中介阶段”——在离开旧秩序之后与形成新规范之前，一个令人深思反省的阶段。
刘绍华认为，这种他们无以名之却清楚感知的新兴现象，标示出这一代诺苏青年自发且独特的时代适应表现。他们对城市的向往、随时准备探险的态度、应付孤寂的能力等等，都是诺苏男性认同的测试与挑战。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，那群为了寻乐探险而流动到都市的诺苏青年中，有不少吸过毒、贩过毒、偷窃过，也被关过，如今已不再年轻，许多人不愿再在都市里悲惨地生活。由于政府的取缔和利姆当地社会的控制，有四成的吸毒者最后成功戒毒。出走——回归，这是一个命运的循环，对个体来讲，其现代性体验无疑是苦涩的。
很不幸，有少数诺苏青年从未完成这个“成年礼”。有人死于用药过度或注射不当，也有人在牢中过世。更有人难以自拔、狼狈度日，既无法在都市中挣得一席尊严之地，也无法回到利姆重新安顿生活，他们进退失据，卡在中间，离曾经梦想中的男子汉形象渐行渐远——当然，他们不是最惨的，还有不少人染上了艾滋病。
▍四
艾滋病的流行，是现代性所造成的一大恶果。在全球化时代，后发国家想迎头赶上，却收获了艾滋病的流行，而由于制度问题，在防治艾滋病方面，又注定不够得力，这是双重的悲剧。
刘绍华对利姆乡艾滋病的考察，着重在分析其防治的困境，而其中最精彩的部分，则是揭示了被移植和创造的艾滋病“污名化”。2002年，刘绍华第一次造访利姆时，立即被路旁墙上斗大的红、白标语所吸引，“远离毒品”“洁身自好”“伸出你的手，给艾滋病人一份关爱”……中国农村的标语，其实是一种政治口号，通常意味着标语所昭示的事情，已经严重到了政府要强力介入的程度，比如广为人知的计划生育宣传。利姆墙上标语，显示出艾滋病人正遭受到很严重的歧视与污名化。
刘绍华走访发现，最初诺苏人根本不歧视艾滋病人。这和现代传媒的不发达有关，也和诺苏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理解有关。有钱的艾滋病人死亡，参加葬礼的有好几百人，而一贫如洗者去世，不管其是否患艾滋病，参加葬礼的人都很少，这反映出金钱观念对诺苏社会的冲击已经非常有力，但是艾滋病，却并没有对大家造成恐慌。活着的艾滋病人，家人和亲属，都不会对其心生厌恶之心，等他们死去，葬礼也如常人。
这一切在政府介入之后被戏剧性地改变了。2001年，中国同英国合作，在利姆推行防治艾滋病的“中英项目”。这一项目的核心诉求是，为艾滋病患者进行定期的检查，对贫困的艾滋病患者进行经济上的帮扶，比如帮助他们养猪。但是，这一项目的推行，由于不了解也不尊重利姆当地情况，最终失败了。由于当地人诺苏人最初对艾滋病没有概念，也不感兴趣，中英项目最初用发放现金的方式来鼓励大家去检查、登记，甚至让一些诺苏人认为，艾滋病是一种可以挣钱的疾病。
当然，最讽刺的还是对艾滋病污名化的横向移植。项目组的经验是，在国际社会，甚至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，艾滋病普遍遭受到污名化的情况。因此，他们一到利姆，就开始推行这种去除污名化的工作。很多诺苏人即使能说少量汉语，对墙上的“不要歧视艾滋病人”也是既没概念，又不感兴趣。中英项目的反艾滋污名口号和实践，不仅对利姆乡民毫无帮助，反而很不幸地影响了当地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口，尤其是乡干部、卫生人员和小学老师。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让他们备感压力，在和他们的日常交谈中，刘绍华常听到他们对感染者的道德责难。项目组反复解释和强化“不要歧视艾滋病人”，让诺苏人产生了对艾滋病的负面诠释和恐惧心理，反而在诺苏人心中创造出了“歧视”。
如书名所示，《我的凉山兄弟》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，也不乏深度的理论分析，但更可贵的是它的情感维度。在成都，每年冬天都有大量的人利用周末去西昌晒太阳，享受美食和干净的空气，但是很少有人注意身边的彝族人，更不用说“兄弟”了。一边是“我们”，一边是少数的“他们”，这种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。这是“现代性”使然，是特殊国情使然，也是大多数普通人的态度使然，因此，“兄弟”就是一种真正的召唤。
▲《我的凉山兄弟：毒品、艾滋与流动青年》/刘绍华 著/三辉图书、中央编译出版社/2015.9
（本文原标题：《成为“彝族”》）
点击↙↙↙【阅读原文】查看作者更多文章。